漢寶德 91.1.21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

近來我檢討自己的思路，忽然覺悟我對古建築的保存並不像年輕一代那麼執著。

回想三十幾年前，我開始推動古建築維護的時候，困難重重，做調查還要靠外國人出錢。可是曾幾何時，古建築已經成為大家搶著做，爭著做的事了。談到保存，有文化資產四字壓頂，誰也不敢說不。短短幾十年的功夫，時論的向背怎會有這麼大的改變？

今天回憶起來有兩股力量促成了這一改變。一股力量是輿論界大力支持的「思古幽情」。在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，建築只是邊緣，主張保存地方建築風貌的言論不但沒有受到打壓，而且乘機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。當時建築界沒有反應，可是施翠峰、席德進、林衡道等文化界人士的鼓吹，形成一股風氣，使古蹟保存常有相當的宗教氣息。尤其是林先生，自從到東海大學演講之後，就成為第一號鼓手，在整體不利於保存的氣氛下，擔當起傳道者的角色。

可是光靠宣揚是沒有用的，在威權政治的時代，官方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。當時的省主席謝東閔先生，對於地方文化的保存有極高的興趣。後來成立了文化建設委員會，出任主委的陳其祿先生又以古蹟保存為該會的主要業務。他們才是把古建築保存提升為國家政策並建立全民共識的大功臣。

自從成為國家政策，又建立一定的制度之後，不出幾年，古蹟的範圍就不斷擴大。古建築的保存不再是文化資產的問題，比較流行的一句話是「歷史的記憶」。其實記憶是懷鄉情緒的合理化，正是台灣古建築保存形成風潮的內在動力。用歷史的記憶來解釋古蹟維護的動機，比起文化資產要切合實情得多。台灣在過去的二十年，快速的社會變遷，新時代帶來的心理壓力，雖累積了財富卻感到心靈的空虛，因此懷舊的情緒特別濃厚，兒時的記憶特別香甜。他們要保存的不只是建築，連貧窮時期的一草一木都抓住不放。台灣人變得特別多愁善感起來了。

我覺悟到，我對古建築維護的立場與年輕一代不同，是因為我一直努力推動的是文化資產的維護，不是兒時記憶的保存。文化資產與歷史的記憶只有一部分重疊，卻是不同的兩個觀念。前者是基於理性，保存有價值的文化產物，以免自世上消失。後者是基於感情，希望抓住自己逝去的歲月。

這兩種不同的觀念推演出兩種不同的態度。最顯著的差異是在古建築保存的標準方面。持有文化資產的觀點在衡斷某一古建築是否應該保存時，尺度是比較嚴格的。世界各國在古蹟保存上都訂定了相當高的標準，比如建築物本身一定要有相當的年代，一定要有藝術或科技上的重要性與影響力，一定要有特殊的文化傳統上的意義。因為稱得上文化資產是比較嚴肅的，可是歷史記憶就不同了。

歷史可以是長遠的文化傳統，也可以指最近的過去；記憶可以是記錄較生動的說法，也可以指我們即將忘懷的，卻不想自腦海中消失的記憶。如果是後一種說法，只要是老東西幾乎都是好東西了。因此只要能激起我們回憶的火花都有保存價值。年代也不需要久遠，建物也不必有確實的年代，也不需要有特殊的審美價值。倒是與當代人物的相關性受到特別的注意。最後一點由於很容易受到時代偏見的影響，正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大準則中最不希望依據的。

這就是近年來政府公布了很多古蹟，使我不感覺有奮力維護的決心之緣故吧！年輕的一代是感性的，因此還增加了「歷史建築」的名稱，以便網羅一切看上去還像樣的老建築。然而在面對開發壓力的今天，有沒有需要訂定一個比較理性的標準呢？